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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近代史的第一次改革，戊戌變法所涵蓋的社會復雜性以及社會層面的歷史抉擇，在120年后能夠給我們帶來怎樣的啟示呢？近期，羽戈出版了《激進之踵》，與馬勇、諶旭彬、解璽璋一起重返歷史現場，探討歷史人物在時勢潮流之中的思想嬗變和歷史抉擇……

撰文 | 蕭軼

2018年是戊戌變法120周年，如果按照天干地支紀年法，當下2019年依舊處于戊戌年間。120年前的戊戌變法，一直以來就是近代中國的爭議話題，不僅因為這場變法運動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也因為這場運動的前前后后太過于撲朔迷離，更因為戊戌變法的成敗所帶來的歷史轉折，以及戊戌變法中各個階層的思維方式，和牽扯其中的社會復雜性，都給后世以殷鑒。

在戊戌變法120周年之際，中國的思想界和出版界似乎比往常顯得太過于平靜了。2019年1月，漢唐陽光出版了羽戈的《激進之踵：戊戌變法反思錄》，終于在農歷意義上的戊戌之年迎來了一份遲到的戊戌紀念冊。盡管這本書看似基于人物與歷史之間的迷霧為群像，以細讀史料的功夫為我們吹散了因種種原因而凝聚的重重迷霧，重新審視歷史人物在戊戌變法前后的思想光譜和行事轉向，但更像是基于近些年來公共輿論中的激進與改良之爭而寫。

自九十年代李澤厚發出的“告別革命論”之后，對激進主義的討伐之聲成為了近二三十年最冠冕堂皇的政治正確，一度讓知識界在重讀近代史之時迷離了雙眼，甚至在討論時代轉型的現實命題之前也迷失了方向：對激進主義的劇烈批判構成了中國學界與公共輿論的主流之聲。然而，正如羽戈在《激進之踵·引言》中所說的那樣：可是，如果不能洞察激進的起源，如果不去追究“說什么激進”背后的“為什么激進”，如果不愿設身處地去追索為什么眾多國人會投身激進之河，那么不管后世的批判多么慷慨激昂，多么痛心疾首，都無法驅散激進的身影，阻止激進的返潮，而終將陷入杜牧《阿房宮賦》所描繪的歷史惡性循環。

1月12日，羽戈攜帶《激進之踵》與歷史學家馬勇和解璽璋、《短史記》主編諶旭彬等，共同“重尋激進主義之源”，探討120年前的歷史轉折，重新審視戊戌變法前后的歷史人物在時勢潮流之中的思想嬗變和歷史抉擇，進而反觀近些年來的輿論思潮，以及時代旋渦中的我們當如何進退。

《激進之踵：戊戌變法反思錄》

羽戈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

羽戈：戊戌變法的是激進與漸進的雙輸

在談論戊戌變法的歷史之前，羽戈重新回顧了九十年代以降的反激進思潮。在1990年這個時間節點上，李澤厚提出“告別革命論”，引發了大陸思想界對激進主義的跟風批判。1995年，蕭功秦撰寫了《戊戌變法的再反省——兼論早期政治激進主義的文化根源》；1998年，李書磊撰寫了《說什么激進》，認為蕭功秦將戊戌變法的失敗根源歸為時人的激進經不起推敲；哪怕至今為止，對激進主義的批判依舊是輿論市場中的搶手聲調，只不過近些年來的特殊原因導致部分網絡聲音開始重新認識激進主義，在互聯網上展開了改革與革命的輿論爭議，但這場爭議才剛剛開始，就消弭于時代的喧囂之中。

而羽戈的《激進之踵》，正是重新檢閱歷史人物在時代旋渦之中的思想光譜和歷史抉擇：為什么康有為、譚嗣同乃至于光緒皇帝會選擇激進的方式來面對清廷的轉型？在他看來，如果回到歷史語境之中，以知人論世的態度去重新審視戊戌變法那一段歷史的話，并非如歷史教科書所說的改良論調，對于當時的康有為、譚嗣同等人來說，激進之選是他們別無選擇的選擇，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他們只有選擇激進的道路。

那么，為什么康有為等人在當時只有激進這一條道路可以選擇呢？羽戈列舉了三方面的原因：時勢、力量和人的因素。

如果我們把中國近代史的范圍，定在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949年10月1日政權鼎革的話，處于中間的時間節點恰好是1894年，也就是甲午戰爭之年。在羽戈看來，甲午戰爭不僅僅是近代史的轉折點，也是近代社會精神狀況的轉折點。在甲午戰爭之前，晚清政府所面臨的更多是經濟危機，哪怕列強再怎么壓迫也可以用錢來解決，所謂“能用錢來解決的問題就不是什么問題”。但是，甲午戰爭之后，當時的晚清社會，無論是民間知識人還是朝廷官員，都意識到整個大清從經濟危機轉入了政治危機，整個晚清被推入了強權瓜分之勢，“亡國滅種”成為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口頭語和流行詞。光緒皇帝不愿做亡國之君，1898年康有為在北京發起了保國會。正如保國會的名字所呈現的那樣，只有當國家陷入岌岌可危之際，有志之士才會提出“保國”的概念。譚嗣同在那段時間內所寫的書信，經常出現“亡國之際”等類似語句。正是知識分子和朝廷官員掛在嘴邊的“亡國滅種”等語句，讓大家意識到何謂大清第一危機。然而，當時的晚清著名諫官安維峻，面對主站還是主和的爭執局面，在十四個月的任職內接連給清政府上呈奏疏六十五道，直接呈奏光緒皇帝的有六十三道，其中就有彈劾奏章，認為康有為擾亂人心，煽動民心，到處吆喝“中國必亡”。這些時代背景所呈現的局勢之爭，構成了他們做出何種抉擇的時勢背景。在羽戈看來，當我們在審視這一段歷史和他們的抉擇之時，尤其是在批評戊戌變法操之過急、魯莽猖狂之際，我們首先需要考量的是“他們為什么要這樣做”。

在《激進之踵》書中的開篇，羽戈重新分析了“戊戌年的派系與思潮”，真實的歷史并非如歷史教科書所說的守舊派和維新派這么簡單。因為，當時的維新派內部也有著不同方向的派系分支：一支派系是漸進，一支派系是激進。這些派系和思潮在細分之下，就能夠看到戊戌年前后的力量對比。廣西舉人李文詔在光緒帝開放上書權之后，在戊戌年八月初五上奏曰：“臣竊觀中外大臣，大約主守舊者，十之七八。”羽戈進一步說，如果把這個數據擴大到老百姓的群體之中去，可能遠遠不止十之七八，更有可能是十之八九，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守舊勢力達到了十之八九的地步。

羽戈再把時間往后兩年，庚子年間爆發了義和團運動，劉孟揚在《天津拳匪變亂紀事》談到當時北方人對義和團的態度：“官無論大小，民無論男婦，大概信者十之八，不信者十之二。”如果把對義和團的態度也視為一種守舊與維新之分，如果把信義和團的勢力歸為守舊派，那么據劉孟揚的觀察，當時整個中國守舊派的力量占到80%。如果再把時間往后一直延伸到1911年的辛亥年，袁世凱在11月23日接受《泰晤士報》的采訪之后，《泰晤士報》記者認為“袁之語氣，是深信中國人民有十分之七仍為守舊派，其與改革表同情者不過十分之三”。可見，哪怕到了辛亥年間，守舊勢力依舊達到十分之七。

義和團拳民在街上示范拳技。

所以，從當時的新舊力量對比來看，戊戌年間廟堂之上的守舊派達到十之七八，真正的維新派不過十分之二。而且，這十分之二的維新派內部，絕大部分人都主張漸進的道路，康有為、譚嗣同這類真正的激進派甚至不到十分之一。面對亡國滅種的政治恐懼，有志之士如果有足夠與守舊派和漸進派進行力量博弈的話，或許可能選擇相對平穩的過度方式。恰恰因為當時的危機過大和力量過小，但書生意氣又想把危機處理，最終選擇了鋌而走險的垂死一搏。

那么，為什么會在力量懸殊之下選擇激進的道路呢？這就是羽戈所說的第三個因素：人的因素。譚嗣同曾經自我評價“性急而又不樂小成”，意思是說性格急躁但又不愿做小事。在羽戈看來，這句話更適用于康有為身上，因為康有為狂放偏狹，性格急躁，且不愿屈尊做小事；但譚嗣同并非真的如此，在三十歲之后就不那么急躁了。在《激進之踵》這本書中，羽戈對譚嗣同不同時期的心路歷程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他并非一直就如我們所熟聽的那樣激進。

后世學人經常在反思戊戌變法之時，批評康梁太過于激進，導致了變法的失敗，讓中國歷史走了彎路；絕大部分人認為，如果當時采取漸進的方式推動戊戌變法，中國歷史的進程就不會那么曲折了。但是，歷史不能假設，羽戈對這種觀點也始終保留意見。在他看來，激進的失敗未必是漸進的勝利——因為即使換做立場中立的張之洞，在當時的時勢局面和派系力量之下，張之洞也永遠不可能成功。

我們應該如何去看待后世對那段歷史的漸進與激進之爭呢？還有，當時為何會選擇鋌而走險的激進道路呢？羽戈借助幾種史料，梳理了當時的漸進與激進的思潮脈絡。

首先，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實際上在政治立場上并非與康有為是同路之人。戊戌變法失敗之后血濺菜市口成為“戊戌六君子”之一，在一個看來，他的冤死相當于是替康有為背了黑鍋。在戊戌年間，康廣仁給康有為學生何樹齡寫信時，連用五個“太”字來評價康有為的性格和行事方式：“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所以，康廣仁認為他的哥哥太過于急躁反而不能成事：“弟私竊深憂之，故常謂但竭力廢八股，俾民智能開，則危崖上轉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廢，力勸伯兄宜速拂衣……”康有為與康廣仁的兄弟之爭，鮮明地體現了“戊戌六君子”中未必都是思想一致：一個主張慢慢來，一個不愿慢慢來。

康有為（左）和梁啟超

再者，與康有為同一天被光緒皇帝召見的張元濟，在后來的回憶中如此寫道：“詔下之日，長素（康有為）留居日下，日日鼓吹變法甚力。余謂長素，八股既廢，千百年之錮疾一旦掃除，聰明才智之士必將爭入學堂，講求實學，一二十年后人才輩出，新政之行，易如反掌，力勸長素作一結束，即日南下，盡力興學。而長素不從，且益激進。”作為同一天被皇帝召見的兩個人，張元濟與康有為之間同樣存在著漸進與激進之爭。

另外，戊戌變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王照，在禮部主事之時，禮部官員不肯代遞奏折，光緒皇帝得知有重要奏折沒能順利遞送之后，一怒之下把包括兩位尚書和四位侍郎的禮部六位官員全部罷免，這成為了戊戌變法的重要節點。在晚年之時，王照把自己的文集《王小航先生文存》拿給胡適，希望胡適幫忙作序。在胡適的著作中，有一段王照的回憶文字，也可看出他與康有為之間的思想分歧：“戊戌年，余與老康講論，即言’……我看止有盡力多立學堂，漸漸擴充，風氣一天天的改變，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說：’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得及？’”從兩段對話可以看出，兩個人的政治譜系存在一定程度的區別：一個漸進，一個激進。

在羽戈看來，這三段歷史事實，呈現了戊戌年間的漸進與激進之爭。除去思想分歧和派系紛爭之外，當時的時勢也是我們在評價那段歷史的人物作為所需要認真對待的。羽戈提及了當時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撰寫的《現代教育》，他在書中建議李鴻章每年投入一百萬兩白銀對晚清政府進行教育改革，但李鴻章給出的答復是晚清政府根本承擔不了這么一大筆開銷。李提摩太進一步陳述教育經費之于晚清政府將帶來百倍的收益，但李鴻章得知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現代教育對晚清社會的發展效果之后，他語重心長地回答說：時勢讓清政府根本等不了那么長的時間。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

此外，戊戌變法之后的1905年春天，嚴復到英國交涉開平礦權，與孫中山的見面，讓他們之間有了一段特別著名的對話。嚴復說：“當今國民其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將見之于乙，泯于丙者，將發之于丁。”孫中山問，“既如此，依先生之見該如何？”嚴復答道：“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也是慢慢來，從教育入手慢慢來。孫中山拉住嚴復的手腕，扼腕長嘆：“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從羽戈列舉的這些史料來看，戊戌變法前后的激進與漸進之爭相當激烈，甚至這種爭論還成為歷史遺留問題，一直延續到今天還在爭議。但是，在時勢、力量和人這三種因素的復雜情況下，激進與漸進之間并非二元關系。在羽戈看來，激進的失敗未必是漸進的勝利。如果從一定意義上講，戊戌變法的是激進與漸進的雙輸，兩者都輸了。

《公車上書記》書影

馬勇：知識分子的恐慌想象改變了歷史

在馬勇看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人的心靈史。戊戌變法之所以會引發多重話題，就在于我們的現實狀況還存在著太多的問題。然而，當我們回望近代史之時，其實很多問題在革命敘事中被嚴重地遮蔽掉了。

馬勇接著羽戈所談到的“亡國滅種”的政治危機，回顧了近代史的“亡國”敘事。在他看來，1840年的鴉片戰爭并沒有給時人制造出亡國的感覺，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后也沒有，1860年英法聯軍簽訂《北京條約》之后也沒有，甚至到了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前，中國人依舊沒有那么強烈的亡國之感。因為，這都是一些局部戰爭，并沒有給晚清政府帶來多大的政治危機感。他引用了蔣夢麟的著作來說明這種情況，一直到1900年前后，上海以寧波人為主要群體，但甲午戰爭五年后，寧波人依舊不知道有這么一場戰爭。在馬勇看來，這基本可以斷定當時的中國人并沒有強烈的亡國之感。

真正讓中國人感受到亡國滅種的時代情緒，是在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后，外國資本大規模進入中國，開啟了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真正引發了“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當時的知識精英如康有為、譚嗣同和嚴復等才認為中國要亡國滅種了。1895年，嚴復在《國聞報》上發表了一系列評論。在馬勇看來，當時的問題在如今回顧之時，顯得更像是一種假問題。正是從那時起，中國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確引發了很巨大的問題，這不僅引發了1898年的變法失敗，也引發了1900年大規模的排外主義。但是，這些事實到底該怎么來解讀呢？中國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從原來比較狹隘的區域共同體接納一個更大的共同體，知識分子和官員們到底該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馬勇借此也反問我們當下的現實境遇：外國資本進入中國會不會使中國滅亡？在他看來，這里面存在一個被我們忽視的問題，那就是知識精神的個人情緒會如何影響整個社會的變化。馬勇說道，1895年中國被強制性打開國門，之后的中國發展就像近些年的中國發展一樣好，甚至李鴻章在1870年和日本外交官談話時，對中國發展的模式充滿了自信。1894年的局部戰爭，如在朝鮮的戰爭中其實并沒有大規模戰役和大規模傷亡，黃海大戰也不過打了五個小時的小規模戰爭。但是，正是在這種自信膨脹之下，知識精英們面對外部危機之后立馬就產生了極大的恐慌情緒，釋放了歷史轉折的亡國之感。

中國社會的極度恐慌情緒，就是在1895年前后，由于資本主義一夜之間進入中國，導致知識精英們的亡國恐慌。在馬勇看來，1895年成為中國歷史的轉折節點，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誕生和中國工業化的開啟。過去教材里面反復講中國不愿意修鐵路的原因是怕風水破壞了,馬勇認為這是瞎扯之論，據他的近代史研究調查，盛宣懷等人對西方所有物質文明都是及時想引進的。

但就在這時候，1897年發生了膠州灣事件，至關重要地把后來問題都暴露出來了。《馬關條約》談判后，德國、俄國、法國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教科書上叫“三國干涉還遼”。但在馬勇看來，我們一直忽視了外交的內部原因，那就是這三個國家為什么干涉還遼？原因就在于，從1842年《南京條約》開放五口，到1860年《北京條約》開放南部，再到1895年《馬關條約》開放整個中國，外國資本進來之后，怎么解決資本安全問題？馬勇分析說，和晚清政府構成很大沖突的，就是怎么利用土地。

回看古典中國管理外僑的辦法就會知道，在宋代到中國經商的外國人都集中在泉州，宋元之后明朝把到中國經商的人統統集中控制在廣州。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后，把香港割讓給英國，翻閱原始資料就可以看到，大英帝國最初是希望清政府能否給一個遠離大陸的荒島建立海洋俱樂部。在馬勇看來，回頭讀史料會覺得《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做生意在當時是合情合理的，但在中國人的意識當中是極具悲情的歷史事件，因為祖宗開疆拓土之后，怎么能把土地無償給割讓出去？

1895年《馬關條約》談判，德國、俄國和法國幫助中國把遼東半島要回來，是因為清政府認為遼東半島是滿洲人的發祥地，相當于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圣地。在李鴻章的外交斡旋下，列強愿意幫了清政府的忙。但是，忙不是白幫的，列強希望清政府解決和中國貿易的困難。最終，1897年德國突然出兵占領膠州灣，通過談判租借100年。再往后，法國通過談判租借了廣州灣，俄國通過談判租借了旅順大連灣，整個談判發生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在馬勇看來，租借方式給中國找到了一個新的方向，當時清政府的選擇有它的正當性。

但是，馬勇發現，對于這條道路的選擇，清政府沒有把道理講清楚，特別是沒有說服知識分子。清政府簽訂協議是正當的，也是合乎中國整體利益的，但從嚴復到康有為到梁啟超、譚嗣同等晚清知識分子幾乎是整體性反對，而一切反對都是從1897年膠州灣事件開始，亡國滅種的說法也就流行起來了。

所以，馬勇認為，政府的傲慢導致了后來發生的一切混亂。1898年條約簽訂后的一個月，政治強人恭親王去世了，在某種意義上給言論空間打開了縫隙。由于恭親王的去世，諸如張謇等朝中大臣就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朝政要發生大的變化，這是政隨人亡的思維慣性。恭親王一死，1898年政治就發生了大變化，知識精英的危機意識突然被釋放出來了。

恭親王奕訢

恭親王去世13天后的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下詔書宣布改革，也就是建立北京大學。成立京師大學堂是正確之事，為什么建立一所大學會引發政治動蕩？1898年光緒皇帝發布詔書，本質上是重新辦一個新的教育體制，最重要的東西是廢科舉、興教育、改科舉。改科舉之后引發了利益沖突，包括和改科舉有關的禮部六大臣被免職之事。這些改革的措施沒辦法執行、來不及執行，但不能就因此而說政策錯誤。

問題就在歷史的偶然性。今天檢討1898年的失敗，它的偶然性就是康有為對皇上和太后矛盾的想象。1898年8月開始，北京的傳聞越來越多。但今天看各方史料，清宮檔案、私人筆記、私人記錄、李鴻章等大臣回憶也都出來了，比較各種史料發現，康有為只是想象兩宮有矛盾，可能兩宮真的沒有他想象的你死我活的程度。一系列誤解導致后來所謂政變發生。通過研究可以看到，是一場想象中的矛盾。想象中的矛盾把六個人殺掉后，康有為、梁啟超在海外一個勁地講保皇上。這是1898年政治發生當中的想象與偶然。

所以，馬勇認為，想象中的亡國、想象中的危機造成激進的氣氛，導致一系列的沖突，把歷史一而再地改寫。當然，所有的想象是假的，但后來成為歷史的起點，都成為事實發生的起點。

諶旭彬：談論激進或漸進意義不大，

關鍵看改革驅動力在哪

《短史記》主編諶旭彬，從羽戈在《激進之踵》里對康有為的認知過程開始談起。羽戈對康有為的認知經過了正-反-正三個階段，“正”是早期受教科書的毒害，認為康是正面的歷史人物；“反”是閱讀茅海建對康梁歷史的事實考據，發現很多與教科書的不同之處，對康比較反感；現在，對康有一種理解和同情。

改革是必然觸動某些人的利益，也會讓另一些人獲得利益。諶旭彬認為，利益集團的高層之間出現利益糾紛，在重新切分蛋糕時對蛋糕的分配比例不滿意之際，可能就會考慮改革之事。他借用兩廣總督張樹聲的遺折來說明這個問題。在中法戰爭第二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將死之際給朝廷上奏了一份遺折，請求朝廷開議院。在張樹聲看來，朝廷決策由老太后一人說了算對國家危害很大，所以建議開設議院，讓督撫和朝中大臣都能參與朝廷的方針決策。之所以在中法戰爭之后遞呈奏折請開議院，是因為太后在中法戰爭中對海軍的系列運作，讓淮軍將領張樹聲的利益受到損害。地方督撫對高層決策不滿，促成了張樹聲的改革意象。

那么，戊戌年間的改革的動力是什么呢？在諶旭彬看來，戊戌年間想要解決的問題還是張樹聲的老問題，從甲午年間到后來的系列危機，大家認為朝廷決策不能由老太后說了算。至于其他的諸如修鐵路等事情，李鴻章、曾國藩在洋務運動時代就已經開始了，戊戌年只是重申了還要繼續維持。但在戊戌年時，康有為要設立制度局，想要改革高層的決策機制。這個想法在戊戌年當然不可能實現，太后絕不會容許制度局的出現，即使后來把制度局改成懋勤殿，太后也當然不會同意。所以，“圍袁殺后”就是要先把高層的決策機制給變了，決策機制變了之后，老太后一人獨斷造成國家危害的事情可以避免。這是戊戌年想干的事情。

但是，諶旭彬也認為，這項改革在戊戌年絕對是沒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張之洞、李鴻章、劉坤一等人對康有為都不看好，認為康有為胡攪蠻纏，但也沒有一個人跳出來打擊康有為，在施政過程中也沒有動用政治力量打壓康有為。甚至康有為被抨擊之后，太后問李鴻章是不是康黨，李鴻章說如果講維新講改革的都是康黨，那我就是康黨。這些督撫也覺得朝廷的最高決策機制需要改變，但他們比康有為更加明白，在目前狀態下根本做不到。所以，督撫不反對康有為，也不擁護康有為，他們之間處于若即若離的狀態。

這種若即若離的狀態最終被打破，是在庚子年。庚子年間，老太后犯糊涂把八國聯軍招過來后，倉皇逃走導致威望直下，趨近于零。正是此時，地方督撫認為機會來了，像兩廣總督陶模在太后回鑾之后，就立馬上奏說要開設議院。大意是說，太后你一人決策搞出多大的亂子，給國家造成多大的危害，連朝廷都逃跑了，你跟皇帝都失守了。從此之后，地方督撫開始講議院的多了。

庚子之后，就是清末新政。幾乎所有的地方督撫都利用地方咨議局向朝廷施壓要搞英式立憲，地方政府的權力需要合法化。太平天國之后，地方政府擁有過兵權、財權、人事權，但這個權力是在特殊情境下獲得的，太后下個懿旨就能隨時收回。地方政府想通過地方咨議局把地方政府的權力合法化。這項改革，在康有為時代是沒法完成的。康有為在沒被光緒賞識之前，在湖南搞的是湖南自立，要興民權，提倡“保中國不保大清”。但進京之后，康有為說民權不用搞，甚至公開在報紙上刊登文章解釋為什么現在不需要開議會，因為皇上英明神武，我們跟著皇上走。他的目的非常明確，皇上不賞識的話，在朝中就沒有機會更改最高決策機制，他就在地方上希望通過興民權的方式來實現抱負。但一旦有了機會，民權就不要了。

清末新政時期的大臣

到了清末立憲時期，局勢就完全不同了，地方督撫開始介入其中。地方督撫認為民權是個好東西，因為這樣就可以把他們的權力合法化。所以在1908、1909年，有地方咨議局先后搞了四次大新政。諶旭彬說，現在看那時候的報紙報道會很驚訝，簽名人數動輒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到民國甚至抗戰時搞簽名未必有上百萬簽名。背后是地方督撫在操縱，地方督撫覺得有必要把地方咨議局的人組織起來，讓他們到鄉間找人按手印簽名，連續搞了四場，把朝廷搞得焦頭爛額。朝廷想通過日式立憲，學習日本把權力收上來。地方督撫就想搞英式立憲，要把咨議局的權力給徹底地落實下來。在諶旭彬看來，這才是晚清改革的原動力。

所以，對于晚清政府的種種作為，諶旭彬認為改革并無激進、改良之分，最終取決于所處的時代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以及驅動力在哪里。同樣的，諶旭彬認為談論戊戌年的激進或改良意義不大，關鍵在于看當時需要解決什么問題，能不能解決問題，以及驅動力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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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蕭軼；編輯：覃旦思、榕小崧；校對：翟永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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