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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斌

到目前為止，納西姆·塔勒布總共出版了四本著作，分別是《隨機致富的傻瓜》、《黑天鵝》、《反脆弱》和《非對稱風險》。這四本著作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那就是“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是復雜性科學理論的一個重要主題。早在10年前，我就閱讀過《隨機致富的傻瓜》，之后又閱讀了《黑天鵝》和《反脆弱》，但那時并沒有讀懂多少。最近我研讀了塔勒布的新作《非對稱風險》，才意識到塔勒布也是一位復雜性科學理論的研究者，他的這四本著作可以全部劃入復雜性科學理論。于是，我決定重讀塔勒布的著作，以領會塔勒布深邃的思想。我的閱讀依次從《隨機致富的傻瓜》開始。

《隨機致富的傻瓜》出版于2004年。那時，塔勒布還是股市中一位普通的交易員。由于他曾成功地在一次股災中得以幸免，于是他潛心研究這場風暴達半年之久，認為他的逃脫并不比其他人高明多少，而是運氣所致——運氣在金融市場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人們卻總是過低地估計了隨機作用。塔勒布忍不住想對事物做出自己的解釋．于是就有了《隨機致富的傻瓜》這本書。但是，這本書卻整整花了三年時間才被讀者接受。《隨機致富的傻瓜》談的主題是分明靠運氣，卻被誤認為是憑非運氣才完成的事；以及更普遍來說，分明是隨機現(xiàn)象，卻被誤認為是非隨機性（即決定論）。所謂幸運的傻子，正是這樣的寫照。幸運的傻瓜運氣好得出奇，卻煞有介事地把自己的成功歸諸其他特定原因。這種似是而非的現(xiàn)象，常出現(xiàn)在許多始料未及的地方。塔勒布發(fā)現(xiàn)，我們確實低估了很多事情中的隨機成分。尤其在金融業(yè)，總是錯把運氣當做個人能力的表現(xiàn)，這種習慣，最為普遍，也最為明顯。塔勒布說，不管是某種絕佳的策略，還是某位創(chuàng)業(yè)者，抑或是某位杰出的交易員，他們過去的表現(xiàn)99.9%可歸因于運氣，而且只和運氣有關。如果全靠運氣得來的東西，最終還是可能被運氣取回。只有靠實力打拼得來的，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

在這本書中，有三個問題尤其重要：偏態(tài)、存活者偏差和路徑依賴。

■偏態(tài)

所謂的“隨機致富的傻瓜”實際上指的是“能力最差”，但可能運氣特別好的人。這樣的人一點也不認為自己可能只是運氣不錯而已，他們的行為舉止就像那些錢是他們該得的，一連串的成功給他們注入了血清素。于是，他們就自欺欺人，認為自己有能力擊敗市場，很少會考慮隨機因素，也不會考慮概率問題，更不會設法保護自己不受稀有事件的沖擊。

所謂的偏態(tài)就是在概率分布上不對稱，黑天鵝就是最典型的偏態(tài)。在現(xiàn)實中的意義就是，如果失敗的代價過于沉重、難以承受，那么一件事成功的概率有多高根本無關緊要。許多人總是抗拒隨機性，覺得它與邏輯和直覺背道而馳，因此不知道所有隨機現(xiàn)象實現(xiàn)后的結果。實際上，玩俄羅斯轉盤轉來的1000萬美元，價值不同于靠辛勤努力和嫻熟技術賺來的1000萬美元。雖然兩者的金額相同，能買同樣的東西，但前者的隨機成分顯然比后者高。

塔勒布觀察到，人分成截然相反的兩類：一類人絕不接受隨機性，而另一類人則為隨機性而苦。許多人表面上似乎擁有“商業(yè)取向”，但卻缺乏省思的能力而沒有深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此，就很容易被隨機現(xiàn)象所愚弄，而將其投資組合暴露于被“炸毀”的無形風險之下，導致其失敗率極高。

塔勒布深邃的思想來自蒙特卡羅。蒙特卡羅是摩納哥的著名賭城。蒙特卡羅法是把概率現(xiàn)象作為研究對象的數(shù)值模擬方法。作為一種計算方法，由數(shù)學家斯坦尼斯拉夫·烏拉姆與馮·諾伊曼在20世紀40年代為研制核武器的需要而提出來，然后80年代流行于財務數(shù)學領域，尤其是用于探討資產(chǎn)價格的隨機漫步理論。當塔勒布運用蒙特卡羅法時，他認為他就會去重新制造“歷史”，因為他在其中看到了進化式的思想方式。也就是說，每次他想要探討某個觀念時，總會去創(chuàng)造隨機序列。因為如果不參考未實現(xiàn)的結果，就無法看懂那些已經(jīng)實現(xiàn)的結果，這就叫“在歷史之下求和”。蒙特卡羅法有個優(yōu)點，在數(shù)學失靈和沒有幫助時，我們還是可以得到結果。所以，塔勒布會花更多的時間與古典歷史學家為伍，閱讀前人的事跡，向過去學習，同時利用蒙特卡羅法，向未來學習。塔勒布看到，拒拆歷史的所有同行，后來都炸毀得很慘，而且他還沒碰過這樣的人而尚未炸毀的，因為他們的做法具有相當驚人的相似性。他們?nèi)悸暦Q“這次不一樣”或者“他們的市場不一樣”，而且提出在經(jīng)濟上言之有理的說法，用以證明他們的看法沒錯。他們沒辦法接受別人血淋淋的經(jīng)驗就擺在眼前，每個人都相信自己與眾不同，等到最后被炸毀時，才說“為什么是我？”

歷史觀有一個很重要的層面，就是沒辦法做實驗，但或許非常適用于市場。整體看來，中長期內(nèi)歷史有能力展現(xiàn)大部分可能的情景，而把壞蛋埋葬起來。金融市場上，經(jīng)常有人說“壞操作”遲早會讓你嘗到苦頭。對此，概率數(shù)學稱之為“遍歷性”。所謂的遍歷性，就是在某些情況下，眾多非常長的樣本路徑最后看起來會彼此相似。隨機致富的傻瓜可能得助于生命中的某些好運氣，但是長期而言，他的處境會慢慢趨近于運氣沒那么好的白癡。每個人都會向長期的性質(zhì)靠攏。

思想越陳越香，一種觀念能夠流傳那么長時間，歷經(jīng)那么多的榮枯循環(huán)，可見它相當適宜。彼時噪聲已被濾除，至少一些噪聲已經(jīng)消失不見了。從數(shù)學的角度看，進步意指某些新信息優(yōu)于舊信息，但并不是說一般的新信息都會取代舊信息，因此最適當?shù)淖龇ㄊ窃谂龅接兴蓱]的時候，以系統(tǒng)化的方法排拒新觀念、信息或方法。缺乏概率思想成分的普通推斷，會引導我們相信所有的發(fā)明，都能使我們的生活起革命性的變化，但是答案并沒有那么明顯。

羅伯特·希勒認為，信息對于社會具有負面的價值。因此塔勒布對于與老思想相反的觀點，奉行盡量少接觸新聞媒體的原則。在他眼里，有無數(shù)的信息在統(tǒng)計上不重要，不足以推演出有意義的結論。希勒指出，價格漲得太大，沒有理性反映證券的長期價值，因此市場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錯，所以希勒宣稱市場不像財務理論所說的那么有效率。許多人喜歡說“適者生存”一詞，但到底誰是最適者，我們并不清楚。能夠生存下來的人，不見得是外表看起來的最適者。說來奇妙，能夠生存下去的是最老的人，因為年紀越大，經(jīng)歷的稀有事件越多，而且有更大的抵抗力。

隨機性是有時間尺度的。依照任何標準，短時間內(nèi)的表現(xiàn)都不具意義。在很短的時間尺度內(nèi)，我們觀察到的是投資組合的變異性，而不是報酬率。也就是說，我們看到的是變異，幾無其他。如果一位投資者一年只看一次投資組合的表現(xiàn)，那么他的日子會過得更愉快。基于此，塔勒布斷絕了獲得信息的所有渠道，而寧愿去讀詩。閱讀波德萊爾的詩，遠比收看CNN新聞或聽有人一派胡言要愉快得多。要是真有個事件很重要，它總有辦法傳到耳朵里。太密切注意隨機性的人往往反倒被燒傷，由于體驗到一連串的痛苦，情緒上精疲力盡。不管人們怎么說，他們體驗到的痛苦，沒辦法被感受到的愉悅抵消，那就會造成情緒上的赤字。經(jīng)濟學家估計，有些行為負面影響的強度是正面強度的2.5倍。

在《隨機致富的傻瓜》里，塔勒布展示了兩個案例。其中一個案例是一個叫卡洛斯的交易員。卡洛斯曾經(jīng)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nèi)只有一個季度虧損，如此，他總共賺到近8000萬美元。然而，僅僅在1998年的一個夏季，他就損失了3億美元。其中還有一個案例是一個叫約翰的交易員。同樣也是在1998年，他輸?shù)袅?億美元，而在過去7年中，他為投行賺了2.5億美元。過去7年時間讓約翰成為英雄，但僅僅7天時間就把他打成白癡。這兩個人都有一個共同點：具備極成功的隨機性傻瓜的特質(zhì)。他們對某些東西懷有信念，且高估那種信念的精確性。如卡洛斯相信經(jīng)濟學，約翰相信統(tǒng)計學。但是他們從沒想過以前根據(jù)經(jīng)濟變量操作可以成功，或許只是巧合而已，或者可能更糟的是，因為經(jīng)濟學分析適用于過去的事件，反倒掩蓋住它的隨機成分。他們傾向于死守頭寸。有句格言說，要叫爛交易員放棄頭寸，比叫他們離婚還難。死守某些觀念對交易員、科學家和任何人都不好。

他們傾向于改變說辭。賠錢時，他們就自稱“長線”投資者。他們配合最新情況的起起落落，忽而是交易員，忽而是投資者。交易員和投資者的不同點，在于下賭注的時間長短和賭注金額。長線投資絕對沒有不對的地方，只要不把它和短線交易混為一談即可。許多人賠錢之后就搖身而為“長線”投資者，不肯接受事實。他們沒有事先規(guī)劃發(fā)生虧損時的對應措施，根本不知道有那種可能性。兩個人都在市場重挫后買進更多，但不是根據(jù)事先訂好的計劃來響應。缺乏以“認賠了結”的行動來修改自己的立場，缺乏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不喜歡在“現(xiàn)在價值還不算太差”時賣出，從不考慮自己用來決定價值的方法或許有錯，而是怪罪市場沒有接納他們衡量價值的方法。他們的看法也許是對的，但他們根本不接受自己的方法可能缺陷。索羅斯或許有不少缺點，但我們將看到他在檢討不利的結果時，總會測試本身的分析架構有無問題。

一個交易員怎能在犯下每一項錯誤之后，還能賺那么多錢？這是隨機性一個簡單的原理造成的，也是存活者偏差的一個表征。我們往往認為交易員能夠賺錢，是因為他們是好交易員。或許我們該倒果為因：我們認為他們是好交易員，只是因為他們賺了錢。一個人有可能完全靠隨機現(xiàn)象，而在金融市場賺錢。他們能夠賺錢，不只是因為他們涉足正確的市場，也因為他們的交易風格剛好投合那段期間市場漲勢的特質(zhì)。

生物進化論發(fā)現(xiàn)，一旦把隨機性注入一個體系中，結果往往令人驚訝：原來看是屬于進化的東西，其實可能只是轉向，或者可能是退化。達爾文學說的適應性適用于在非常長的期間內(nèi)發(fā)展的物種，而不是短期觀察到的現(xiàn)象——時間累計消除了隨機性的大部分效應。由于有突發(fā)的稀有事件，我們不是活在種種事物持續(xù)“趨向”改善的世界中。生命中的各種事情也根本不是以連續(xù)不斷的方式變動。

平均而言，動物是有適應力，但不是每一只動物都能適應，而且不是時時都能適應。一只動物有可能因為它的樣本路徑很幸運而生存下來。同理，一個行業(yè)中“最好的”人才也有可能來自一群人才，他們能夠生存，是因為過度適應某一樣本路徑——那種樣本路徑并未出現(xiàn)與進化有關的稀有事件。這里面有個不良的屬性，就是這些動物不曾遭遇稀有事件的時間越久，則它們對該稀有事件的承受力越顯脆弱。如果我們把時間無限延長，那么依照遍歷性原則，那個事件肯定會發(fā)生——那些物種必會遭毀滅。進化只能適應某一時間序列，而不是所有可能環(huán)境的平均值。

由于隨機結構的邪惡特性，像卡洛斯和約翰那種高獲利的交易員，長期而言肯定是輸家，而且相對而言不適于生存，但短期內(nèi)卻有很高的成功概率，同時能夠大量繁殖它的“基因”。不知情的人會被他的外表所騙，誤以為他擁有優(yōu)異的基因，直到稀有事件發(fā)生才揭發(fā)真相。

塔勒布坦誠，他這輩子在市場做的事，就是試圖從稀有事件中獲利，這種事件不常重復發(fā)生，也因此一旦發(fā)生時報償很高。他試著不要常賺錢，而是盡可能不常賺錢。原因很簡單，因為他相信稀有事件在市場上并沒有得到合理的價值，而且事件越稀有，它的價格被人低估得越嚴重，比如1987年股市崩盤就是稀有事件。稀有事件總是出乎意料發(fā)生，否則它就不叫稀有事件。

因為我們太重視膚淺的近代歷史，而說出“這種事情以前從未發(fā)生”之類的話。如果去看更寬廣的歷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某個地方從來沒有發(fā)生的事，最后往往會發(fā)生。換句話說，歷史告訴我們，以前從未發(fā)生的事，后來竟然也發(fā)生了。狹隘的時間序列沒有教的東西，歷史卻教了我們許多。視野越寬廣，我們學到的教訓就越多。歷史教我們不應該像天真的經(jīng)驗論一般，只觀察偶然遇到的歷史事實。

■存活者偏差

存活者偏差，也稱幸存者偏差，是指表現(xiàn)最好的最容易被看見，因為輸家沒有現(xiàn)身，死人不說話。塔勒布對存活者偏差的認識有三：第一，存活者偏差起于我們只看見贏家，對機運持有的看法遭到扭曲；第二，不同凡響的成功最常見的原因是運氣；第三，我們在生物構造上缺乏了解概率的能力。

塔勒布在解釋存活者偏差時，從猴子敲擊荷馬史詩開始。將無數(shù)多的猴子放在打字機面前，那么其中一只肯定會打出一字不差的《伊利亞特》。但是，有哪個人愿意拿畢生的積蓄去賭這只猴子下次會打出《奧德賽》？塔勒布問道，過去的表現(xiàn)有多少可用于預測未來的表現(xiàn)？同樣的問題也適用于所有根據(jù)過去的成績，也就是只依賴過去時間序列的屬性做的決策。一般推論上的一大問題，是靠資料做結論的人，往往比別人更快、更有信心的落入這個陷阱中。我們擁有的資料越多，淹沒在里面的可能性越高。略懂概率法則的人，往往根據(jù)以下的原則決定：一個人如果沒有做對一些事情，就極不可能持續(xù)有很好的表現(xiàn)，因此績效記錄變得十分重要。

如果有人告訴自己，某人過去表現(xiàn)優(yōu)于他人，那么將來優(yōu)于他人的概率也很高。但是一如既往，只許只懂少許概率知識，比完全不懂概率的結局更慘。假設某人過去的表現(xiàn)優(yōu)于他人，便可推測他將來也可能有更好的表現(xiàn)。這種推測非常薄弱，以至于這種決策時一無可取。為什么？因為最重要的是兩項因素：他工作的隨機成分多寡，以及有多少數(shù)目的猴子參與。

起初的樣本數(shù)有多少十分重要。如果總共只有5只猴子，我們會對打出《伊利亞特》的那只猴子刮目相看。但如果有無數(shù)億只猴子，那就沒有什么了不起了。這就好比從事投資的人數(shù)越多，其中某個人純靠機運便能有驚人的表現(xiàn)的可能性很高。于是，我們只能看到贏家，失敗者自然完全銷聲匿跡。我們看到的是存活者，而且只看到存活者，以至于我們對機運產(chǎn)生錯誤的認知。我們根據(jù)的對象不是概率，而是社會對概率的評估。

塔勒布指出，《鄰家的百萬富翁》是一本“謬誤百出但讀來有趣的書”，因為它“試圖找出富人常見的一些特質(zhì)”。他說，這兩位“專家”檢視了一群目前有錢的人，發(fā)現(xiàn)這些人不可能過著奢華的生活，因此他們被稱為“聚財者”，就是愿意延后消費以便累聚錢財?shù)娜恕?/span>

但是，這本書最吸引人的地方，卻來自“簡單但有違的事實”。這個事實是，這些人看起來比較不可能像是非常有錢的人。如果是有錢的人，他們的生活就會很花時間，找時間去買時髦的衣服，熟悉波多爾葡萄酒、認識昂貴的舞廳。因為所有這些費時甚多，因而無法將心力放在真正該放的地方，所以就可以累聚財富。因此這本書給塔勒布的啟示就是，外表看起來不像是有錢人的人，最有可能是巨富。反之，那些言談舉止看起來很有錢的人，則財富流失很快，且難以扭轉。

塔勒布不覺得累聚財富有什么值得歌頌的地方。“尤其如果一個人笨到不懂得靠財富獲取一些有形利益更是如此；除非他經(jīng)常數(shù)錢而感到其樂無窮。”塔勒布聲稱他可不想成為像巴菲特那樣的億萬富翁，“而犧牲個人嗜好、知性的愉悅以及平常的生活品質(zhì)”。他說，“如果必須養(yǎng)成斯巴達，甚至更窮酸的習慣，一直住在首次購買的簡陋屋子里，我看不出成為巴菲特有什么意義。”因此，盛贊巴菲特那么富有，生活卻如此儉樸，塔勒布“不懂得是為了什么”。如果儉省度日是最終的目標，那么巴菲特“應該去當僧侶或社會工作者”。

塔勒布告誡我們應該記住，“致富純粹是自利，不是社會行為。”因為資本主義的優(yōu)點在于社會能夠善用人們的貪婪，而不是他們的善行。所以不需要頌揚這種貪婪為一種道德或知性成就。塔勒布說，除了索羅斯等極少數(shù)例外，他對有錢人缺乏好感，因為成為有錢人不是一種道德成就。塔勒布說那些“聚財者”，愿意延后消費以便累聚錢財，把省下來的錢拿去投資，“這種策略無可否認或許能夠奏效”。但是這種好處“似乎言過其實”。細讀這本書的論點，他們的樣本包含了“雙重的存活者偏差”。也就是說，“他們是錯上加錯”。

第一個偏差是，作者沒有試著去修正他們的統(tǒng)計學，在他們富人的樣本里只看到贏家。他們沒有提及累聚錯誤東西的聚財者，比如努力積攢即將貶值的貨幣，以及后來破產(chǎn)的公司股票，也看不到他們提及有心人是因為幸運才能投資致富。

第二個偏差屬于歸納法的問題。他們的題材專注于歷史上不尋常的事件，如果接受他們的論點，就等于接受資產(chǎn)價值目前的報酬不變。塔勒布舉例說，1929年股市大崩潰前，投資者也是普遍這么認為的。當塔勒布在撰寫《隨機致富的傻瓜》時，資產(chǎn)價格出現(xiàn)了有史以來聲勢最浩大的多頭市場，資產(chǎn)價值激升。如果在1982年投資1美元買股票，那么到2004年可以增長約20倍，這還只是一般股票而已。幾乎所有的人都能從資產(chǎn)價格的膨脹中賺到錢。但是，在市場漲勢沒有那么強勁的期間，運用相同策略投資的人，最后獲得的成果肯定不同。

假如那本書寫于1982年或1935年，那么其內(nèi)容就絕對不一樣。在1982年，股票價值得經(jīng)過通貨膨脹的長久侵蝕；而在1935年之前，人們又對股票市場的興趣索然寡味。假如美國股市不是唯一的投資渠道，這些聚財者把錢省下來，不去買昂貴的玩具或度假滑雪，而是像塔勒布的祖父那樣買黎巴嫩的國庫券，或者是像塔勒布的同行那樣向米爾肯買垃圾債券，他們的命運將如何？再把歷史往前推，假如這些聚財者像塔勒布的曾祖父那樣買有沙皇尼古拉二世簽名的俄羅斯帝國債券，或者是買20世紀30年代的阿根廷不動產(chǎn)，那么下場將如何？

最后的結論是，“我們經(jīng)歷的現(xiàn)實只是所有可能出現(xiàn)的隨機歷史中的一個”， 但是，“我們卻誤將它當做最具代表性的，忘了還有其他可能性”。簡言之，存活者偏差就是指“表現(xiàn)最好的最容易被看見”，而輸家卻沒有現(xiàn)身。這種錯誤連專業(yè)人士也不例外，有時甚至更為嚴重。

如果依據(jù)塔勒布的思想，巴菲特在1984年演講時列舉出格雷厄姆－多德部落里的那幾位“居民”，也絕對是有問題的。因為巴菲特所列舉的仍然只是“最具代表性的”，而忘了“還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就像老虎基金的朱利安·羅伯遜那樣的價值投資者——看起來怎么也像是一個“雙重的存活者偏差”。

塔勒布嚴重質(zhì)疑“依靠能力”。一些“依靠能力”的人基本上都是“能力欠佳”的人。所謂的能力欠佳，定義是他們的期望報酬為負值，也就是機運和他們過不去。根據(jù)塔勒布的統(tǒng)計顯示，存活下來的基金經(jīng)理只占原始群體的2%以下。這個結論似乎有違兩個直覺：

第一，一群全部能力欠佳的經(jīng)理人，仍會有少數(shù)人的績效記錄很好。但這是由于波動性的關系，使得其中有些人會賺到錢。由此可見市場的波動反而對壞投資決策有幫助。

第二，我們所關心的績效記錄的極大值的期望值，受原始樣本的大小影響較大，受每位經(jīng)理人的個別運氣影響較小。也就是說，存活者者偏差取決于母親群體的原始大小。一個人過去曾經(jīng)賺到錢，這個信息本身既無意義且不重要。我們必須知道他所屬群體的大小。如果不知道曾有多少經(jīng)理人嘗試過且失敗，我們沒辦法評估績效記錄的有效性。要是原始群體只有十個經(jīng)理人，那我們就會毫不考慮地把一半的積蓄交給表現(xiàn)優(yōu)異者。如果原始群體有1萬名經(jīng)理人，我們就對他們的操作成果視而不見。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成功全憑實力，毫無僥幸，只有失敗時才會認為是機運使然。塔勒布看到，在一個由“杰出交易員”組成的部門，先是領先群雄，但6年后再也看不到他們?nèi)魏稳巳栽诮灰祝驗楸闅v性。

實際上，一個隨機系列總會呈現(xiàn)某種可操作的形態(tài)。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前碰巧表現(xiàn)非常好的法則受了越來越多人注意，被投資圈譽為“重量級的競爭者”，而不成功的操作法則比較有可能被人遺忘。如果一段時間下來，被人視為可行的操作夠多的話，那么在很大的樣本中，有些法則就算真的缺乏預測資產(chǎn)報酬率的能力，也會純因機運產(chǎn)生十分突出的績效。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只根據(jù)一組存活下來的法則去做推廣，可能產(chǎn)生誤導作用，因為它并沒有考慮原來全部的法則；這些法則大多不可能有較差的表現(xiàn)。

■路徑依賴

路徑依賴類似于物理學中的慣性，也就是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現(xiàn)在及未來可能的選擇。貝比奇是塔勒布見過最優(yōu)秀的交易員之一，他有一種優(yōu)異的特質(zhì)：他的信念完全不受路徑依賴的觀念束縛。他可能一時沖動買進幾個小時前才強烈斷定會下跌的某種貨幣，但他一點也不覺得不好意思。什么事情改變了他的心意？他認為沒有必要回答這樣的問題。

這種特質(zhì)表現(xiàn)得最明顯的公眾人物是索羅斯。他的長處之一是以相當快的速度修正自己的意見，即使別人提醒他先前的立場如何，他一點也不會覺得難堪。有個叫吉恩·羅贊的交易員曾經(jīng)與索羅斯就股市行情 爭論了整整一個下午，索羅斯明確表示非常看壞后市，并且還用一套深思熟慮的理論來解釋原因。僅僅幾天后，市場猛漲，屢創(chuàng)新高。事實證明索羅斯是錯誤的。羅贊擔心索羅斯建立的頭寸可能賠錢，于是問他是否有所損失。不料索羅斯卻說，“我們大賺了一票。我改變了主意，不但回補了空頭頭寸，還建立起很大的多頭頭寸。”

幾年后，同樣這個特質(zhì)對羅贊造成了不利的影響，幾乎毀了他的事業(yè)生涯。20世紀80年代末，索羅斯給羅贊2000萬美元去投機，羅贊借此創(chuàng)立了一家交易公司。幾天后，索羅斯到巴黎，他們在共進晚餐時聊到市場，羅贊發(fā)現(xiàn)索羅斯的態(tài)度相當冷淡。之后索羅斯把錢全部撤回，沒做任何解釋。索羅斯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在于他的行為缺乏路徑依賴，他完全不受過去的行為束縛，每一天都是一張白紙。但是，許多人死守自己的觀念，直到踏進墳墓。如果一連串的觀念都是以第一個觀念馬首是瞻，我們便稱其持有路徑依賴的信念。

史詩中的英雄是以其行為而論，而不是以其成敗來判定。不管我們的選擇有多復雜、我們多擅長支配機運，但隨機性總是在最后進行裁判。如此，下次我們?nèi)绻谫r錢的時候，不妨開始強調(diào)個人舉止的優(yōu)雅。情緒起伏時，堅定不為所動。有那些情緒反應并沒有錯，也不失尊嚴——人生來就有情緒。我們應該表現(xiàn)出不管在什么狀況下都“曉得如何生存”，不要將命運怪罪于任何人，即使他們確實是禍首也是一樣。“生意最少，態(tài)度不變”。命運女神唯一不能控制的東西，就是我們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