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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索羅斯最著名的標簽是金融大鱷、億萬富翁。但跟大多數億萬富翁不一樣，索羅斯不是不理時政的富豪，而是一位致力于進步理想、具有煽動性的思想家——這使得他的失敗尤其引人注目。《衛報》的一篇文章通過近幾十年索羅斯進步主義和開放社會的實踐分析了他的哲學和致命缺陷。其最致命的缺陷在于，要想讓他的世界大同夢想成為現實，只有在任何人——不管是索羅斯、蓋茨、DeVos、扎克伯格、巴菲特、馬斯克或者貝索斯——都不能變得跟他一樣富有的世界里才有可能。

五月底，就在自己被ABC（美國廣播公司）以Twitter上發表對奧巴馬顧問Valerie Jarrett種族歧視言論為由炒掉魷魚的同一天，Roseanne Barr指責切爾西·克林頓嫁給了索羅斯的侄子。“切爾西·索羅斯·克林頓，”Barr推特道。她知道，光是這個名字的組合就足以引起反應。在隨后斷斷續續的互動中，切爾西贊揚了索羅斯成立的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對慈善事業做出的貢獻，并以此作為對Roseanne的回應。但Barr卻用最令人沮喪的方式予以回應，只是一味重復之前右翼媒體人物捕風捉影的指控：“對不起轉發了不實的相關信息！請原諒我！順便說一句，喬治·索羅斯是個納粹分子，曾經將他的猶太同事告發進德國集中營讓他們被謀殺并竊走了他們的財富——你意識到這一點嗎？不過，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對吧切爾西？”

Barr的推特很快就被保守派人士轉發，特朗普也是其中之一。這不應該令任何人感到奇怪。在極右派眼里，索羅斯跟克林頓一樣可惡。一位前共和黨國會議員最近告訴華盛頓郵報，索羅斯的名字會引起“紅肉人群的激動抗議。”他們把他看成是“在暗處行動的陰險小人。”索羅斯這付反猶太的漫畫形象已經伴隨了這位以慈善家幾十年。不過最近這種漫畫手法已經演變成某種更接近詹姆斯·邦德的惡棍形象。哪怕是在極右翼保守主義者眼里，Breitbart對索羅斯的描述也是不爭的常識——該網站說，索羅斯是一位致力于讓美國成為自由的不毛之地的“全球主義億萬富翁”。

盡管大家對索羅斯很著迷，但令人吃驚的是，大家對他是怎么想的卻沒什么興趣。大多數億萬富翁階層的成員講話都是些陳腔濫調，不熱衷于嚴肅的公民生活，但索羅斯跟他們不一樣，他是一位知識分子。在他的書和許多文章中出現的那個人并不是一位不接觸實際的富豪，而是一位有煽動力，始終如一的思想家，致力于推動世界往世界主義的方向前進，在那里，種族主義、收入不平等、美國帝國以及當代資本主義的異化將會成為過去。他對市場以及美國力量在國內外背景下的局限極其敏銳。簡而言之，他就是精英教育制造出來的最佳精英。

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索羅斯的失敗如此的吸引人；這些不僅僅是個人的失敗，也是整個階層的失敗——同時是整個對世界的理解方式的失敗。從最早期在戰后倫敦作為銀行家開始，索羅斯就相信資本主義與世界主義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系。對于他，以及他這類人的大多數人，還有民主黨領導層的絕大多數人來說，一個自由的社會取決是自由（盡管有監管）市場。但是這種關系假設被推翻了。冷戰結束后幾十年的走勢已經證明，在沒有了感觀上具有生存威脅的敵人之后，資本主義往往會由于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破壞了那種具備信任、同情以及同理心的文化，而這種文化正是索羅斯的“開放社會”之所依。

1990年代太平盛世時那些宣告歷史終結的人預測的全球資本主義烏托邦并沒有到來，相反，美國現在被一位癡呆的繼承人所統治，此人廢除了本該讓世界和平繁榮團結的 “自由國際秩序”，讓他的家族腰包變鼓。盡管索羅斯比大多數人更早意識到超級資本主義（hypercapitalism）的局限性，但他的地位讓他無法倡導實現他想要的世界所需的徹底改革。結果表明，在讓索羅斯得以積累財富的那套體系里，世界大同主義永遠也無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索羅斯平生的高光時刻已是眾所周知。1930年，索羅斯出生于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人中產家庭，原名叫做Gy?rgy Schwartz，他的父親為了避免他收到反猶太主義的歧視才改成現在的名字。直到二戰爆發前，索羅斯都過著一個平靜安詳的童年，隨后納粹德國入侵匈牙利，他和家人被迫用基督徒的身份以假名生活。他們奇跡般地熬過了那場戰爭，擺脫了2/3 匈牙利猶太人遭遇的命運。1947年，索羅斯移民至英國，并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結識了奧地利出生的哲學家波卡爾·普爾，后者成為他最好的對話者，對他產生了巨大影響。

1956年，索羅斯搬到紐約去找金融工作。在華爾街的不同地方干了10年之后，他在1960年代末成立了量子基金，這個基金后來成為了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對沖基金之一。隨著他的基金積累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利潤，索羅斯個人也樹立起傳奇交易員的形象。最著名的是1992年11月，他因賭對了英鎊對德國馬克匯率過高而賺了超過10億美元并且“打垮了英格蘭銀行”。

波普爾的著作對索羅斯“開放社會”的思想有著關鍵影響。

今天，索羅斯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跟蓋茨和扎克伯格一樣，他也是美國最具政治影響力的慈善家之一。不過跟蓋茨和扎克伯格不一樣的是，索羅斯一直以來都把理論哲學作為他的靈感來源。索羅斯的思想和慈善事業都是圍繞著“開放社會”這個想法組織的，這個術語是波普爾在經典作品《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形成并流行起來的。按照波普爾的說法，開放社會保障和保護理性交易，而封閉社會則強迫服從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宗教性、政治性還是經濟性的。

自1987年以來，索羅斯已經出版了14本書，并且在《紐約書評》、《紐約時報》等地方發表了若干文章。那些文字清楚地表明，就像1990年代崛起的許多中左翼人士一樣，索羅斯最典型的理論原則是他的國際主義。對于索羅斯來說，當代人類生存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不是由獨立國而是由地球村定義的世界。按照他的觀點，這樣一個全球開放社會的建立，是確保人類克服氣候變化與核擴散所帶來的生存挑戰的唯一辦法。

蓋茨的慈善事業主要聚焦在根除瘧疾這樣的改善項目上，索羅斯就不一樣，他是真心想要變革美國谷內和國際的政治和社會。他的愿景能否熬過歐美掀起的反猶太主義、伊斯蘭恐懼癥以及排外右翼民主主義浪潮的沖擊尚有待觀察。但可以確定的是，索羅斯的余生都會用來確保它能。

索羅斯的慈善活動始于1979年，那是在他“反思過我的錢已經夠了之后決定的”，并因此致力于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為此，他設立了開放社會基金，這迅速變成了跨國的基金會網絡。雖然他在資助種族隔離時期南非黑人學生獎學金方面做出過一些努力，但索羅斯的主要關切是東歐。到1980年代末，他已經在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以及前蘇聯設立了基金會辦公室。就像他之前的波普爾一樣，索羅斯視前東歐國家為終極的封閉社會典范。要是他能撬開這些地方的話，他將向全世界證明，金錢是可以和平地戰勝壓迫的（至少在部分地方）。

1984年，索羅斯在匈牙利設立了他的第一支海外基金會，在這一時期，他在那里的努力充當了他的活動典范。在那10年的時間里，他授予匈牙利知識分子獎學金讓他們去美國；給圖書館和大學提供施樂機器；并且給劇院、圖書館、知識分子、藝術家和實驗學校捐款。他在1990年出版的《開放蘇聯》一書中說他認為自己的基金會通過提供文化和社會活動的可選籌資渠道幫助“推翻了（匈牙利）教條的壟斷。”據他的估計，這在演變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索羅斯對教條這個詞的使用指向了他思想里面的兩個關鍵元素：他認為想法比經濟更能塑造生活的強烈信念，以及對人類進步能力的信心。按照索羅斯的看法，具有封閉社會特色的教條主義思維模式令他們不可能適應世事變遷。相反，“隨著實際情況改變，”封閉社會的人被迫遵守日益沒有說服力的返祖的意識形態。索羅斯宣稱，當這種教條最終變得跟現實太過脫節后，一場顛覆封閉社會的革命通常就會發生。相比之下，開放社會具有活力，哪怕教條太過與現實脫節也能夠修正路線。

1989到1991年間在目睹了蘇聯帝國垮臺之后，索羅斯需要回答一個關鍵的戰略問題：現在東歐的封閉社會被打開了，他的基金會又該何去何從？在蘇聯瓦解的前夕，索羅斯出版了《開放蘇聯》的更新版，書名叫做《Underwriting Democracy》，里面披露了他的新戰略：建立永久性機構為東歐的開放社會實踐做榜樣。其中最重要的是1991年在布達佩斯成立的中歐大學（CEU）。在索羅斯的資助下，CEU意在充當新的、跨國性的歐洲人世界的源泉——以及新的跨國性的歐洲人精英的訓練基地。

一位活動分子清除一張反索羅斯的海報。

索羅斯如何確保新開放的社會仍然自由？索羅斯來自于馬歇爾計劃的時代，也直接在戰后倫敦體會過美國人的慷慨援助。對他來說，這個經歷表明在缺乏外國援助的持續投資下，虛弱和疲憊的社會是無法恢復生機的。外國援助可緩和惡劣條件，提供恢復生機必要的最小物質基礎。

出于這個原因，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時，索羅斯不斷提出“只有西方援助的天外救星”才能永久性地扭轉東歐的局面。他宣稱“一輩子都生活在前東歐的人需要外部援助才能將他們的渴望變為現實。”索羅斯堅決要求美國和西歐必須給予東歐實質性的金錢援助，讓他們能夠進入歐洲共同市場，并且促進東西歐之間的文化與教育聯系，“這樣才能適合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索羅斯認為，這些一旦實現，西歐就必須歡迎東歐加入歐洲大家庭，從而防止這塊大陸將來再度分裂。

索羅斯具有先見之明的懇求并未引起重視。從1990年代開始，他就把竊賊統治和超級民族主義在前東歐的出現歸咎于西方在此關鍵時刻缺乏愿景和政治意愿。他在1995年哀悼：“民主因為缺乏價值觀而受苦……并且在其生死攸關的私利沒有受到直接威脅時不愿承擔任何痛苦。”對于索羅斯來說，西方在一項劃時代的任務中已經失敗了，而這已經顯示出它的短視和軟弱。

不過在此期間束縛西方的并不只有政治意愿的缺乏。在“休克療法”時代，西方資本的確涌向了東歐，不過那些錢都投向了私營企業，而不是基層社區建設等，這使得過去那幫人得以重新攫取和維持權力。索羅斯發現了一個關鍵問題，但是卻沒能認識到資本主義的邏輯正是強調利潤高于一切，所以必定是要破壞他的民主項目的。他還是太過拘泥于自己已經征服的體系。

冷戰結束后，索羅斯開始投身于妨礙全球性開放社會實現的國際問題。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東南亞貨幣崩潰引發經濟衰退）之后，索羅斯通過寫書來尋求他認為的困擾著開放社會的兩大威脅：超全球化與市場原教旨主義，這兩個在東歐垮臺后均成為了新的霸主。

索羅斯認為，冷戰后的世界，以及他作為國際金融最成功的交易員之一的個人經歷，這些都說明了不受監管的資本主義會從3個不同方面破壞開放社會。首先，因為資本為了避稅可以流到任何地方，西方國家被剝奪了向市民提供公共產品所需的財政。其次，因為國際債權人不受此類監管約束，所以往往會采取“不健康的貸款行為”從而威脅到金融穩定。最后，因為這些現狀加劇了國內外的不平等，索羅斯害怕這會鼓勵人們做出各種“絕望行為”，從而破壞全球體系的可行性。

索羅斯比自己的大部分中左翼同道中人看破問題癥結都要早得多，他知道問題的核心出在1990和2000年代的金融化與“新經濟”的去管制化。他比自己的任何自由主義同行都要更清醒地認識到，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最極端形式可能導致美國促進會破壞其民主并威脅到國內外穩定的政策和做法。

按照索羅斯的觀點，拯救資本主義自毀的唯一辦法是建立“一套全球的政治決策體系”來嚴格管制國際金融。但早在1998年的時候，索羅斯就承認美國是全球體系的主要反對者；到目前為止，美國已經拒絕加入國際法院；拒絕簽署《渥太華禁雷公約》，并且單方面在其認為時間地點合適時發動經濟制裁。盡管如此，索羅斯仍然希望，出于其自身最佳利益考慮，美國的政策制定者能夠接受“推動開放社會的發展并強化全球化開放社會所需的國際法律和體系。”

但是對于如何消除美國精英對沒有為其軍事力量服務或者提供任何直接可見的經濟好處的國際主義日益增加的敵意，索羅斯卻沒有具體計劃。這是索羅斯思想的重大缺陷，尤其是考慮到他強調產生歷史變化的想法的第一性。然而，他并沒有思考過這一問題，而只是宣稱“改變首先必須從態度的改變開始，然后逐步轉化為政策的改變。”索羅斯作為超級精英一員的地位，以及他堅信盡管時有停頓但歷史已經朝著正確方向前進的信念，令他無法充分考慮到橫亙在他的國際主義道路上的思想障礙。

布什政府的軍事家對911襲擊的響應迫使索羅斯將注意力從經濟轉移到政治上。在索羅斯看來，布什政府意識形態的一切都是對他的詛咒。正如索羅斯在2004年的《The Bubble of American Supremacy（美國霸權的幻想）》宣稱那樣，布什和他的集團接受“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粗糙形式”，假定“生活就是為了生存而抗爭，我們必須主要靠使用武力來生存。”而在911之前，“這種錯誤意識形態的放任還受到民主正常職能的約束。”但隨后布什“故意助長支配了這個國家的恐懼感”來讓反對者沉默并且為事與愿違的單邊軍事主義贏得了支持。在索羅斯看來，那種“不跟美國一起就是與恐怖分子為伍”的論調可怕地令人回想起納粹和蘇聯的說辭，而這些正是他希望早就被歐洲拋棄的東西。索羅斯擔心，布什會領導這個國家進入已對外干預對內壓制為特征的“永久性戰爭狀態”。這位總統不僅威脅到世界和平，而且還會威脅到開放社會這個思想。

不管怎樣，索羅斯對布什“極端的意識形態”與“絕大多數美國人的理念和價值觀”不相符還是很有信心的，他預計約翰·克里能贏得200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索羅斯希望，克里的勝利將刺激“對美國在全球所擔負角色進行一次意義深遠的重新思考”，從而讓美國人拒絕單邊主義，擁抱國際合作。

但克里并未獲勝，這導致這位慈善家第一次對普通美國人的政治敏銳感提出質疑。在2004年的選舉結束后，索羅斯遭遇了某種類似信仰危機的東西。在其2006年的《The Age of Fallibility（易犯錯的時代）》一書中，索羅斯將不是的再次當選歸咎于美國是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社會，不愿面對令人不快的現實。”索羅斯生成，美國人寧愿“令人悲傷地被布什政府誤導”而不愿面對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反恐戰爭的失敗。因為他們受到了市場原教旨主義及其對“成功”癡迷的影響，索羅斯稱，美國人渴望接受政客提出的國家能贏得像反恐戰爭這樣荒唐的主張。

布什的勝利讓索羅斯相信，唯有在美國人開始承認“真相很重要”之后，開放社會才能在美國生存；否則的話他們會繼續支持反恐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恐怖。但是索羅斯如何改變美國人的想法仍不清楚。

2007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索羅斯把焦點重新放回到經濟上。這次崩潰并沒有讓他感到驚訝，他認為這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可預見的后果。相反，這場危機讓他相信世界即將見證他在2008年的《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金融市場新范式）》一書中宣告的，“建立在美國作為主導力量以及美元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基礎上的長期相對穩定的終結。”

預料到美國人的衰落，索羅斯開始把對全球性開發社會的希望寄托在歐盟身上，盡管他之前曾經對歐盟成員在1990年代未能完全對東歐敞開懷抱大發雷霆。雖然他承認EU存在嚴重問題，但無論如何這還是一個各國同意為了歐洲人的共同利益自愿“對主權進行有限授權”。這因此為基于開放社會原則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個地區性的模范。

不過索羅斯對EU的希望很快就被批淮歐盟穩定性的三場危機粉碎了：日益加劇的國家衰退，難民危機，以及普京的復仇主義對準則與國際法的突然襲擊。盡管索羅斯認為西方國家理論上可以緩解這些危機，但他推斷，作為后蘇聯時期失敗的重復，他們不大可能會團結在一起這么做。在過去10年的時間里，索羅斯對西方拒絕免除希臘債務，未能形成共同的難民政策，以及2014年在普京吞并克里米亞之后沒有考慮加大對俄羅斯的制裁并用物質和金融支援烏克蘭的做法一直都感到非常失望。令他進一步感到不安的是，EU的許多國家，從英國到波蘭，均目睹了本已被淹沒進歷史的排斥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的再度出現。2016年在英國投票脫歐之后，他開始相信“EU的瓦解實際上已經不可逆轉。”EU并沒有成為索羅斯所希望的典范。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在議會對他發起的旨在打擊非法移民的措施相關的一攬子法律修正案 ——“阻止索羅斯”法案進行投票。

索羅斯直接體會到過去10年種族化的威權主義威脅的不僅僅是歐盟，而且還包括整個歐洲的民主。自2010年以來，這位慈善家就在不斷地跟反移民的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爭吵。最近，索羅斯指責歐爾班“試圖重新建立在一戰和二戰時期流行的那種假民主。”今年早些時候在成功的謀求連任的競選活動中，歐爾班把競選游說活動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用一種反猶太的手法對索羅斯妖魔化上面， 還宣稱索羅斯正秘密謀劃將數百萬移民送到匈牙利。歐爾班還威脅要關閉中歐大學——他的政府嘲笑這所大學是“索羅斯大學”，上個月議會通過了一項新的反移民法案——“阻止索羅斯”法案。

不過盡管歐爾班威脅了匈牙利的開放社會，但顯而易見對整個開放社會造成威脅的卻是特朗普。索羅斯將特朗普的勝利歸咎于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大蕭條對美國社會產生的有害效應。在2016年12月的一篇專欄文章中，索羅斯提出美國人選特朗普，“一個騙子以及想要成為獨裁者的人”當總統，是因為“民選領導未能滿足選民的合理期望和愿望，而這種失敗導致了選民對流行版的民主和資本主義的不再抱有幻想。”

索羅斯提出，跟全球化制造的財富相對公平分布不一樣的是，資本主義的“贏家”未能“補償輸家”，從而導致了國內不平等以及憤怒的加劇惡化。盡管索羅斯相信美國的“憲法體系……足夠穩固，能抵擋行政部門的弄權，”但他擔心特朗普會跟普京、歐爾班等人結成聯盟，這會導致建設全球性開放社會變成近乎不可能。在匈牙利，美國以及全球其他吸引索羅斯注意力和投資的地方，顯然他的項目已經停滯。

索羅斯的未來之路仍不清晰。一方面，索羅斯的某些最新行動表明他已經轉向了左派方向，尤其是在刑事司法改革和難民援助方面。他最近設立了一支基金來輔助激進的費城地方檢察官Larry Krasner競選，還扶持3名類似致力于檢察改革的加州地方檢察官候選人。他還投入了5億美元來緩解全球的難民危機。

另一方面，他的一些行為又表明索羅斯依然致力于幫助傳統民主黨解決那些定義了我們當代危機的問題。在2016年民主黨初選期間，索羅斯是希拉里的公開支持者。最近，他又嚴厲指責民主黨潛在總候選人的Kirsten Gillibrand（陸天娜），后者敦促Al Franken要為對電臺主持Leeann Tweeden的性騷擾而辭職。如果索羅斯繼續資助真正進步的項目，他將對開放社會做出實質性的貢獻；但如果他決定捍衛陳腐的民主黨的話，他就是給墮落的美國公共生活推波助瀾。

索羅斯的整個職業生涯曾經做出過一些明智和令人興奮的干預。不過從民主的角度來說，單個有錢人影響公共事務的能力是災難性的。索羅斯本人已經意識到“資本主義與民主的關聯就算有也是很脆弱的。”對于像他這樣的億萬富翁來說，問題是如何對待這一信息。開放社會展望的是一個人人承認彼此的人性并且互相平等對待的世界。可是，如果大多數人都在爭搶日益萎縮的蛋糕那最后一塊的話，就很難想象我們如何才能建設出一個索羅斯——以及我們許多人都希望生活的世界。目前，索羅斯世界大同夢想依然是那樣。問題是為什么，而答案很有可能是開放社會只有在一個任何人——不管是索羅斯、蓋茨、DeVos、扎克伯格、巴菲特、馬斯克或者貝索斯——都不能變得跟他一樣富有的世界里才有可能。

原文鏈接：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jul/06/the-george-soros-philosophy-and-its-fatal-flaw

編譯組出品。編輯：郝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