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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代表建議中提出的“關于探索和實施鼓勵生育二孩制度”內容，近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答復稱，“采取經濟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減輕很多家庭的經濟顧慮和壓力，刺激生育意愿。但能否直接給予二孩家庭獎勵，仍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測算和政策論證”。 生育獎勵背后藏著巨大的人口焦慮，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結構沖擊波正一輪輪襲來。今年1月，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1523萬的出生人口創下1962年以來的新低。 應對低生育，獎勵生育卻是一道復雜的社會實踐題。低生育率是許多國家與地區尤其是發達國家與地區面臨的全球性問題，但很多國家獎勵生育政策并沒有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因為單純的生育獎勵往往只能刺激到那些吃福利的人，生出來的可能是更多的吃福利者，而不是真正對社會有積極貢獻的生產者。 如果生育補貼來自對生產者的稅收抽成，這種不改變代際財富收入分配格局的生育獎勵，在中國目前現收現支的社保制度之下，年輕的工作者所創造的財富并沒有保留更多的自己份額，總體上也不會提升生育后代的能力。 除了現實的社會保障制度，生育觀念的影響更加潛移默化。從“只生一個好”的社會動員到“單獨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的逐步放寬，實行了整一代人的生育管制之后，要扭轉生育觀念不是那么容易。“全面二孩”政策落地，意味著國人的生育潛能有了相對充分的釋放，如果大家對生二孩還不積極，那么也別指望“獎勵”能讓大家積極生三孩。 丁克、少子化、享受當下、及時行樂開始成為部分年輕人的主流觀念，這些群體不斷壯大就將低生育率合理化，在他們眼中，多生育是自討苦吃的“另類”，解鎖低生育率的路徑緊靠生育補貼將很難撬動。 三十年不發作，一發作三十年。中國此前幾十年高速發展，很重要的增長動力在于非常充裕的人口紅利。這也反過來說明人口結構的重大變動，無論轉型的必要性還是艱巨性都不是只靠獎勵生育就能輕易實現的。 在“未富先老”的堅硬事實面前，要推出鼓勵生育的政策，應避免“一錘子”買賣。政策設計乃至發展戰略應該是一整套相關聯的社會制度，這套制度既要遵循人口發展規律，也要體察社會細分群體的利益訴求，要涵蓋計生、醫療、教育、社保、戶籍，更要波及產業政策、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土地政策等全方位的戰略調整。 隨著時代變遷，那些看似宏觀的生育愿景，早已演變為微觀的現實考量，遠比單純的獎勵生育富有更加具體的現實意義。從去哪里生娃，到一家醫院婦產科的醫療能力，再到一家幼兒園的社區配套，每一個細枝末節都是影響生育預期的一小步，也是撼動中國人口結構的一大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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