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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8月，來自中央及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副部級官員，調任地方進入密集期。
8月初，水利部副部長李國英空降安徽，任安徽省委常委、副書記；
新華社副社長慎海雄空降廣東，任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工信部副部長毛偉明空降江西，任江西省委常委。
8月剛過去一半，就有3位副部級官員從中央部門到地方擔任省委常委。
其實，這樣的人事調整從2012年11月十八大召開后就已經開始。據《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不完全統計，十八大以來有22位中央和國家機關官員赴地方任職副部及以上級別職位，大多數是副部級別平調，也有從局級向上晉升為副部級別的情況，少數官員則是從副部級別晉升為正部級別。
京官“空降”地方有何優勢
翻看十八大以來赴地方任職官員的履歷，有這樣一個共同特征：絕大多數官員此前長期在中央機關和國家部委任職，僅毛偉明等少數官員擁有豐富的地方管理經驗。
剛剛被任命為江西省委常委的毛偉明，此前擔任工信部副部長。工信部網站顯示，毛偉明在工信部副部長中排名第6，主要分管規劃司、產業政策司、運行監測協調局、中小企業司、節能與綜合利用司、原材料工業司、裝備工業司、消費品工業司。
公開資料顯示，毛偉明1982年從浙江大學畢業后，長期在地方一線工作。先是進入江蘇常州絕緣材料廠工作，從最普通的技術工作人員干起，之后陸續擔任車間副主任、銷售科長、廠長，在工廠干了近14年。1996年，由廠長一職升任常州市外經貿委員會主任。1998年至2006年長達8年時間，先后在江蘇省武進市、常州市、泰州市擔任市委或政府領導職務。從2006年至2013年的7年時間里，先后擔任江蘇省發改委主任、省政府秘書長等職務。2013年1月，毛偉明被任命為江蘇省副省長，同年11月，調任工信部副部長。
地方治理的經驗對于治國理政能力的培養和鍛煉甚為重要。在古代，諸多京官起于縣郡，原因也是如此。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認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并處于轉型期，“中央官員有更寬闊的視野，站位也比較高，對主要大政方針把握得比較準確，所以，讓中央官員到地方任職對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轉型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胡仙芝則認為“央地互動交流”能直接促進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交流任職，“這既是加強地方治理、促進地方發展的客觀需要，更是干部人才培養的長遠需求，也是促進央地交流、優化政治環境、預防集體腐敗的有利選擇。”
離京高官大多數為60后
一直以來，我國都很重視干部交流的規范化和制度化建設。2009年下半年，中央發布《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規劃綱要》，其中特別強調要“推進黨政領導干部交流工作”，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結合實際，將干部交流逐步規范化和制度化”，“逐步健全黨政領導干部交流的激勵機制和保障機制”。
在此背景下，十八大以來，以省部級干部調整為標志的干部交流力度明顯高于往年。
根據《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不完全統計，自十八大以來赴地方任職的中央部委官員大多為“60后”，大多不到55歲。其中最年輕的是新華社副社長慎海雄，出生于1967年，今年只有48歲，現任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超過55歲的“50后”官員有6人：赴任天津市委常委、副書記的王東峰，赴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的李偉，赴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的彭清華，赴任海南省委副書記、省長、省政府黨組書記的劉賜貴，赴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長的付建華等。年齡最大的是1955年出生的劉賜貴，今年60歲，從國土資源部黨組成員、國家海洋局局長，調任海南省委副書記、省長，他也是本刊統計的名單中，唯一一位從副部級提拔為正部級的官員，而由于中國正部級官員的退休年齡為65歲，60歲的劉賜貴作為正部級官員的年齡并不算大。
統計顯示，在此輪官員“央地互動交流”過程中，60后逐漸成為主力。汪玉凱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國家是要培養年輕干部，“40年代出生的官員基本都退休了，50年代出生如果不是正部級也會慢慢退休，60后成為領導架構的主力是必然趨勢，所以選拔這些官員，相對年齡比較小，有一定培養前途，同時能在地方接受一些鍛煉。”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統計發現，中央部委官員赴任地方，副部級別的多為“平調”，多就任省委常委，還有個別廳局級干部實現了“升級”。比如，中宣部原副秘書長張西明現任青海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中組部干部三局原局長喻云林升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委、組織部部長，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養老保險司原司長蔡振紅升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他們現在都晉升為副部(省)級。
汪玉凱表示：這也反映了本屆領導班子注重干部到基層進行鍛煉和實踐。”
在胡仙芝看來，干部年輕化是事業發展可持續的一項制度安排，而中央部門的一些優秀干部長期在中央部門工作，客觀上更需要得到地方工作的鍛煉，才能擁有更全面的工作能力和更豐富的工作經驗。“所以，央地干部交流中基本上都選擇同一個層級中具有年齡優勢的中青年干部。這也是干部成長的客觀需求和規律性選擇。”
來自紀檢監察系統官員居多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統計的22位調任地方的中央部委官員中，有5位來自中央紀委、監察部，他們到地方后依然擔任紀檢等相關職務，其中又以擔任省紀委書記的居多。
現任中紀委常委、山西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的黃曉薇，可謂是中紀委“科班出身”。從1998年5月任職中紀委辦公廳干部，到現在的中紀委常委，黃曉薇一直在中紀委任職。
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紀委書記王擁軍，履歷顯示，他第一份工作是中紀委信訪室干部，之后任中紀委辦公廳綜合處處長、中紀委辦公廳副局級紀律檢查員，1999年到最高人民檢察院任辦公廳副廳級干部，之后又回到中紀委擔任外事局局長。2014年1月，從中國紀檢監察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的位置上，調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紀委書記。
紀檢系統的大規模“空降”成為十八大以來人事調整的重要特征。在胡仙芝看來，“紀檢監察官員交流任職偏多，這種現象與我國當前中央重拳治腐的大環境基本相適應，這也說明了我國各地打擊腐敗治理貪官還遠沒有結束，中國治理腐敗還繼續在路上。”
記者統計的22位離京官員中，調往東部沿海地區的有9人，數量最多。
在調往東部的官員中，涵蓋上海、廣東、浙江等發達地區。之所以調往東部的官員比較多，在胡仙芝看來，有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十八大以來，廣東、上海、浙江、福建等地調往中央的高級官員比較多，這些崗位造成的空缺不會全部從地方填補，派京官任職順理成章。
其次，與當地的反腐倡廉有關，“某個地方因腐敗抓了一批人，可能容易發生窩案、串案，不適合在當地選拔官員，這個時候就可以派高素質的京官到地方，對地方的工作開展更有好處。”
自2013年5月起，根據中央部署，中央巡視組啟動了對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與同級政府黨組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的巡視，至今為止，已完成對地方的巡視。巡視之后，一些地方的省級官員應聲落馬，最為嚴重的是被稱為“塌方”式腐敗的山西省，包括時任山西省副省長杜善學、太原市委書記陳川平、山西省委秘書長聶春玉、山西省統戰部長白云、山西省副省長任潤厚、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金道銘、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令政策等官員均被調查，其中5人為山西省委常委。
另一腐敗重災區江西省的落馬高官包括江西原省委書記蘇榮、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安眾、江西省原副省長姚木根、江西省政協原副主席許愛民，而江西省委原秘書長趙智勇則被作降職處理。廣東省亦有包括廣州原市委書記萬慶良、廣東省政協原主席朱明國在內的多位省級官員被查。
這也被專家認為是山西、江西、廣東三省份被派京官較多的原因。
在中央重拳整治山西官場之后，時任中央紀委常委、監察部副部長的黃曉薇，時任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副局長的付建華，時任科技部副部長的王偉中，均在2014年9月被調往山西任山西省委常委。
而李炳軍、毛偉明也在中央巡視之后分別從國務院辦公廳副部長級秘書、工信部副部長任上調往江西，目前均已進入江西省委常委班子。
李春生在擔任廣東省副省長、省公安廳黨委書記、廳長之前，任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兼人事訓練局局長。在入京任職前，李春生曾擔任河南省公安廳政治部主任。在河南工作期間，推出過全國公安系統的先進典型一級英模任長霞，引起全國關注。另一位離京擔任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的慎海雄，調往廣東之前為新華社副社長，他曾經在新華社駐浙江分社擔任常務副總編，在上海分社任總編輯、社長、黨組書記等職務。
“在反腐敗以及經濟新常態的大環境下，面臨的問題比較突出。這個情況下對官員的要求越來越高，如果地方官員選不好會影響當地的整體發展戰略，所以選調一些經過考驗的、比較廉潔的，有能力的官員到地方任職，對地方的發展意義重大。”汪玉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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